“虎妈”走红，并不偶然。教育是地球两端的共同兴趣。美国人说“中国虎妈”蔡美儿的教育方式太可怕，中国人则反驳说蔡美儿并非真正的中国人，并且中国妈妈的教育方式早已改变……一时争得不可开交。

新民周刊封面：家有虎妈。

家有虎妈

“虎妈”走红，并不偶然。教育是地球两端的共同兴趣。美国人说“中国虎妈”蔡美儿的教育方式太可怕，中国人则反驳说蔡美儿并非真正的中国人，并且中国妈妈的教育方式早已改变……一时争得不可开交。

“自由”、“个性”、“自尊心”固然重要，但是，一定就比学习成绩更重要吗？美国教育或许真不如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妙，PISA检测结果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妈妈们有理由骄傲地说一句：我们培养出了更优秀的人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孩子是戴着应试教育的枷锁起舞，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童年的快乐重要，还是长大成人后的成功更重要？帮助孩子做出选择才是负责的妈妈，还是任孩子自我发展才是值得感恩的妈妈？应该禁止孩子做父母认为不该做的事，还是让孩子冒险尝试然后“碰鼻子转弯”？……这样的讨论可以持续很久，或许永远没有统一的答案。

“悍母”自白

蔡美儿的书在美洲、亚洲和欧洲几乎同时出版，但书名值得玩味。中国出版商把它当成育儿经来卖，抱着一种学习借鉴的心态；德国版书名比较中性，叫《成功之母》；而在美国叫做《虎妈战歌》，更像是一种挑战，而且这个时候出版“不是巧合，是操作”。

《虎妈战歌》，一本在正式出版前就已经炒得火热的书。

1月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官网率先刊登了一段书摘，挂的题目很噱头：中国妈妈为何胜人一筹？这段看似揭秘的育儿文章果然引起无数人的好奇(美国人当然占了很大一部分)，紧接着，论坛里掀起了“难以置信”的尖叫甚至咆哮：怎么有这样无情的悍母，如此苛待自己的孩子，居然还自鸣得意地写成书！

属虎的美籍华裔母亲蔡美儿成长于精英家庭，为了杜绝“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在自家应验，将父辈的森严家规一脉传承，和两个女儿约法N章：不许在外过夜；不许参加玩伴聚会；不可以经常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任何一门功课的学习成绩不能低于“A”；不许不学钢琴和小提琴……在这位虎妈的严格调教下，大女儿索菲娅14岁就把钢琴弹到了世界音乐的圣殿——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小女儿路易莎在12岁那年，当上了耶鲁青年管弦乐团首席小提琴手。

生活中的那么多规矩以及虎妈逼迫女儿练琴的细节俨然吓坏了一向“宽纵”的美国父母，两个小姑娘成为音乐神童不是重点，蔡美儿的“狠”才是问题，比如当面拒收女儿“没有用心制作”的生日贺卡。有人甚至发出倡议，别去买《虎妈战歌》。美国《时代》周刊由此探讨“严格管教是不是出路”的时候，封面配图是这样的：一个拉着小提琴的女孩，怯怯地仰视叉着双臂的母亲，母亲的脸并没出现，套句现成的台词，却是“霸气外露”。

虎妈事迹被美国主流媒体轮番报道，漂洋过海，也吸引了中国读者的关注。在“育儿宝典”越来越走俏的图书市场，中译本《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在1月中旬发售后不久，就登上了某图书销售网站非虚构类首位。中国读者也好奇：如何证明东方父母比西方父母更成功？

对于这一切，蔡美儿回复《新民周刊》采访的第一句话就是：关于我的书，外界存在许多误读。

我的书到底讲了什么？

《虎妈战歌》在美国社会引起热议后，各种评论和媒体邀约如潮水般涌来，让蔡美儿“倍感压力，精疲力竭”：一边要在学校教课，一边要安排媒体访问，周二是NBC频道的谈话节目《今日秀》，周三是《早安美国》的录制，然后是Fox电视台的采访和夜间脱口秀《科尔伯特报告》，接着要飞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发言……

而即便在达沃斯论坛上，美儿也避不开育儿的话题。与她同场发言的哈佛大学教授、奥巴马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表达了对虎妈教育方式的不认可：“谁是过去25年来最瞩目的、让全世界改变看法的两个哈佛新生？是比尔·盖茨和马克·苏克伯格，他们都没毕业。”

美儿不得不在采访中辩解：与你可能在其他媒体上了解的内容——有些媒体取了误导性的标题《中国妈妈为何胜人一筹》——相反，我的书不是育儿指导，只是一本自传，记录了我如何使用“混血”方式——将东方和西方文化中最好的一面结合起来——教育孩子。有些在读者看来可能过分的地方，是想在美国文化语境中显得幽默些，带有一种自嘲。

“要申明一点，我没有说过自己是个‘传统的中国母亲’，也没有说过所有中国家长都是像我一样教育孩子的。我的父母是中国移民，我只是按照他们教育我的传统方式来教育自己的两个女儿。”的确，蔡美儿在书的开头就说，她是宽泛定义“东方母亲”和“西方母亲”的。

祖籍福建的蔡氏家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移民菲律宾，蔡美儿的父母又在60年代移民美国，美儿自己则嫁了一个美国犹太裔丈夫，实在算不上正宗的 “中国妈妈”。她只是借“中国妈妈”指代自己的教育方式：中式传统的严教圈养，取代西式一贯的宽松放养；尽早为孩子的未来作打算、培养好的习惯、树立信心，而不是像西方家长信奉的尊重孩子个性、鼓励他们自由发展。

书籍引发的一大讨论是关于“选择”。蔡美儿认为，传统的美式教育法给予孩子过多自主选择权，即所谓的“个人自由”。理论上，听起来很好。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就表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决定吃什么、玩多久的电子游戏、看多久的电视。“我反对这种做法，因为我相信，在孩子们成长到一定年龄之前，没办法自己做出明智、成熟的决定。”

即便她那管头管脚的教育方式遭到不少美国母亲的排斥，她还是觉得，美国家长或许能从传统中国教育方式中学习积极的一面，尤其是在孩子幼年“塑形”阶段。另一方面，她也提到，在许多东亚文化中，孩子的选择权太少，“对于中国家长，包括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家长，我倒希望向他们强调一下给孩子放权的重要性”。

书中另一个争议点是，强调“死记硬背”还是强调“开发创造性”。美儿说，如今许多美国学校一味强调创造力，却忽略了记诵和训练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数学方面。“美式教育把‘死记硬背’看成是‘创造性教育’的对立面，两者不能并存。但我觉得它们并不互相排斥，应该把它们合二为一，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同样的，中国教育对死记硬背的强调胜过创造性，个人认为可以增加对‘创造力’的开发。” 美儿家的平衡法是：爸爸关注创造力和自由度，妈妈负责传统的亚洲教育方法，有点红脸白脸的味道。要强的她希望女儿也学会自强，让她们看到激发潜能的可能性。

“让我最伤心的是有人说这种严厉教育下得到的只能是机器人。我的孩子不是机器人。她们很有魅力。”美儿说。大女儿索菲娅也曾在《纽约邮报》以公开信的方式为母亲辩护：我承认我有一位不可违抗的母亲，但现在18岁了，即将离开老虎笼上大学，我很高兴你和父亲如此教养我们。许多人指控你只会培养不会自我思考的机械化小孩，但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你的严格作风让我们更独立；每个人似乎认为艺术属于天分，但你却教育我们，即使是创意亦需努力；另一个我经常听到的批评，是指你造成子女视野狭隘，但事实上，你和父亲却教导我为求知而求知，不附带其他条件或目的。

各国看虎妈

中信出版社负责引进《虎妈战歌》一书的策划编辑王菲菲说，该书去年年中就在欧美国家引发了激烈的竞价，除美国外，在英国、丹麦、意大利等国家均以最大的关注、最快的速度被授权引进。

留德14年的教育学博士后俞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蔡美儿的书在美洲、亚洲和欧洲几乎同时出版，但书名值得玩味。中国出版商把它当成育儿经来卖，抱着一种学习借鉴的心态；德国版书名比较中性，叫《成功之母》；而在美国叫做《虎妈战歌》，更像是一种挑战，而且这个时候出版“不是巧合，是操作”。

与新书上架几乎同时的1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更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年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的2009年第四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调查结果出炉，第一次参加测评的上海学生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震撼国内外。

《华尔街日报》称，过去十年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十年，对美国而言则是相对衰落的十年，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引起了社会全方位的反思。单是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凡是谈及教育议题，必然谈及中国；凡是谈及未来竞争，也必然将中国作为激励国民的靶子。

这次的PISA结果更让美国坐不住了：他们自己的学生成绩几乎在中游水平。美国在线杂志《石板书》认为，中美青少年成绩的对比让美国暗淡无光，《纽约时报》援引里根政府时代教育部官员切斯特·费恩的话说，他又有了当年苏联抢先将人造卫星送入太空时美国人的震撼感。虎妈确实刺痛了美国人的神经，《洛杉矶时报》把她的书描绘为“像病毒一样蔓延”。

德国媒体几份大报也纷纷发表评论。《世界报》的书评写道：“《虎妈战歌》在美国之所以如此成功，原因在于，在大西洋彼岸，对于世界历史衰落的恐惧在蔓延：中国似乎是地平线上的新强国，向中国人学习，就意味着学习胜利，至少有些美国人这样相信。但德国没有这种借口。要是蔡美儿的宣教手册也在我们这里成功的话，就得认真地为德国的孩子们担忧了。”

瑞士《新苏黎世报》认为，“在全球霸主地位的争夺中，中国和西方平起平坐。这个角力早就涉及了社会制度。目前，资源之争似乎尤其激烈地在教育领域迅速展开。对于精英大学耶鲁的华裔法学女教授的新书，西方的愤怒反应就是其表现。”

在前三届PISA测试中，北欧国家芬兰始终保持第一，引得不少国家向它取经。“在芬兰，教育理念是鼓励和引导孩子取得最好的成绩，而不是靠惩罚性手段逼迫。”芬兰教育委员会高级顾问克里斯蒂娜(Kristiina Volmari)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估计大多数芬兰家长和老师对蔡美儿的做法会反感。“如果在芬兰，她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可能还会被诉诸有关部门，因为我们有着非常严厉的儿童保护法，包括禁止肉体惩罚。”

也有中国家长不赞同蔡美儿的做法，并认为她完全不能代表中国妈妈。洪晃就撰文称，“我在中国所认识的诸位母亲中，没人会像她那样对待孩子”，“蔡美儿的育儿之道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文化的写照；这种文化以吃苦为荣，没个人权利的什么事，而且教导母亲们——她们的价值全系于孩子身上”，不过“大部分的华人母亲在育儿之事上的思维已然更为开明”。还有网友在论坛里指责，蔡美儿口口声声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其实是为了给自己挣面子、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本书充斥着与孩子的斗争，是反面典型案例。

当然，虎妈也绝对不会缺乏知音。有位叫“Hidudu”的中国年轻妈妈在网上发表了千余字感想，“注意到这本书也是因为国内众多的负面评论引起了我的好奇”。“最近一段时间，至少是我开始关注家庭教育这段时间，西方的快乐教育极为流行。诚实地说，我也是一个受到鼓舞的执行者……但是我并不赞同散养。好像很多人都把快乐教育和散养当成一个概念。其实，我是一个被散养养大的孩子。小时候很快乐，这段快乐的岁月很长，但是现在在我的脑海里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这位妈妈赞同虎妈的那句话：作为父母，最不利于保护孩子自尊心的行为，就是你眼看着他们在困难面前放弃努力而不作为。“我个人认为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设置一些困难对孩子还是很有好处的，毕竟那个时候，您还能在他身边，您还能有所作为。虎妈的做法是亲自出马给女儿设置严格的规则，执行过程中困难自然一个接一个，只不过，虎妈的严格和执行力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力。”

“我也是带着一把批评和好奇的‘剑’去看这本书的。但是看完后，我的想法有了些改变……虎妈的书让我感动，因为她的真实和激情。尽管她和女儿们都认为她是一个爱炫耀的人，但是，我在她的书里没有看见任何的炫耀，只有真实而幽默地陈述和细致的反思。这本书值得所有的妈妈拜读和思考。”

“猫爸”常智韬采用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引导女儿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吴轶君 摄影

“猫爸”教出“哈佛女儿”

学校教育要体现的是普世性教育，达到培养通才、社会人的目的，家庭个性化教育，体现在因材施教上。蔡美儿只针对技艺上培养，我认为家庭教育培养孩子个性品德更重要。

向来，教育方法优劣是以“教育产品”说话。

“虎妈”蔡美儿有两个很拿得出手的女儿——索菲亚和路易莎，姐姐索菲亚14岁把钢琴弹到世界音乐圣殿——卡内基音乐厅，妹妹路易莎12岁当上了耶鲁青年管弦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姐妹俩还保持着门门功课皆A的全优记录。两个小家伙不但迷人可爱，身怀绝技，还很有情商，索菲亚知道关键时刻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力挺风口浪尖的妈妈。

《虎妈战歌》中，姐妹俩每一张照片都笑容甜美，但想到笑颜背后的耳光、辱骂和超负荷练习，西方人凌乱了：敢情“中国妈妈”都是“虎妈”，那下一代美国人的日子咋过？中国人也凌乱了：只有做“虎妈”才能把孩子教好？咬咬牙，看来下手的棍棒要重一些。

教出“哈佛女儿”的常智韬先生可不这么认为，他很满意自己的新称呼——常帅的老爸，女儿常帅在与美国最优秀学生的竞争中获胜，去年被哈佛大学录取。当地报纸称常帅“跳舞跳进哈佛”，这个女孩坚持跳了12年舞。更让莘莘学子“羡慕嫉恨”的是，这个经常因跳舞出访或者演出而翘课的女孩，在上海七宝中学的学业成绩名列前茅，年年都获得奖学金。

又一个“虎爸”？常爸爸摇摇头，又摇摇头。教育也可以很温柔，踩着轻松的步子和孩子跳一场圆舞曲，就像猫一样。

虎妈至多只成功了50%

新民周刊：您怎么看蔡美儿的育儿法？

常智韬：我挺能理解她，我们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你看她付出了多少，花的心思，投入的时间、资金，尤其投入的感情，她的付出很多父母未必能做到。但蔡美儿的方法有待商榷，她把父母的意志强加给孩子。在她眼中，孩子始终是被动的，是个被教育者，被塑造者，因为有个假定，我是为你好，你是不是愿意，是什么样的反应，我的付出和将来在你身上的收获是不是匹配，我都可以不考虑。从现在的结果来看，她至多成功了50%，小女儿就很逆反。

新民周刊：父母的身份是不是天然使这种意志强加正当化？

常智韬：不，一般而言，每一代在相同年龄段总是胜过前一代的，他的知识面，他的见识超过父母年轻时，将来都是会胜过父母的，所以你不要认为父母的身份就代表一辈子比他高明，其实你有很多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孩子外语水平、用计算机、用手机都比你强，对新生事物接受的程度比你快，你怎么能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即使你是耶鲁法学院的教授，你在音乐方面，你的乐感，你对曲子的理解，对乐器的掌握，对作曲家的背景，未必比孩子清楚。

新民周刊：“虎妈”育儿法能否代表典型东方教育？

常智韬：教育方式上没有截然的东西方之分，可以相互融合借鉴，蔡美儿说教育思想东方怎么样，西方怎么样，太绝对，以偏概全。但这本书是家庭教育一个有启发的案例，家庭教育没有中西方之分，不管虎妈妈猫妈妈，尊重孩子，和孩子共同成长，是家庭教育的核心。

家庭教育价值在哪里？学校教育要体现的是普世性教育，达到培养通才、社会人的目的，家庭个性化教育，体现在因材施教上。“虎妈”对两个孩子的教育选择有问题，她把对第一个女儿的教育方式复制到第二个女儿身上，大女儿比较乖巧听妈妈话，但二女儿比较叛逆，所以选择了自己的路。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补充，比如老师不可能表扬所有学生，但家长可以表扬每个孩子。蔡美儿只针对技艺上培养，我认为家庭教育培养孩子个性品德更重要。

新民周刊：您觉得她的教育方法问题出在哪里？

常智韬：蔡美儿没有考虑，孩子的成长是个全面的成长过程，今天的“圈养”是为了最终的“放养”，今天的扶持是为了将来的放手，让孩子独立快乐地生活是父母教育的最终目的。蔡美儿最后也说，女儿18岁以前按照中国的方法教育，18岁以后再采用西方的方法，我觉得这是她理念上比较大的转变，也是她作为妈妈受到惨痛教训后的反思。

“放养”但遵守游戏规则

新民周刊：您如何处理孩子成长中的“圈养”与“放养”？

常智韬：在孩子成长不同阶段，父母孩子之间的角色不是一成不变，是在不断转化的。中国教育传统强调“因材施教”，不同个体教育方式不同，同一个体不同阶段教育方式也不同。常帅10岁之前，我和“虎妈”教育方式差不多，因为孩子独立完整人格还没有养成，父母的教育是一辈子成长的基础。

新民周刊：也跟“虎妈”一样有很多“不准”？

常智韬：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也不会干涉她的正常社交。女儿的同学来家里玩我们都很欢迎，也会在家里开生日派对，她偶尔也会在同学家过夜，同学的爸爸会给孩子们念一些英语小短文，讲一些小故事。我认为这个阶段品德的积累，性格的养成更重要，因为知识的学习可以持续很长的过程。一个孩子是不是自信，是不是善良，是不是诚实，走出家庭在一个团队中能不能自立，这对孩子来说是第一重要的。

新民周刊：10岁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常智韬：到了10岁以后，也就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毕业，父母子女间要有一个互动，她这时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掌握了一定的知识技能，父母要给她的是自己成长的意识和本领，需要做一些引导，给孩子一些自由的空间，多一些自己做决定的事情。

这个阶段孩子生活学习内容多了，也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希望有一些自主的空间，硬性规定几点钟吃饭，几点钟玩，几点钟看书效果也不好。我跟常帅进行过一次谈话，我告诉她：你不希望家长掌管一切，掌管一切对家长也是负担，但是要让我们看到你是愿意去遵守一些游戏规则的，能分清轻重缓急的，比如学习是第一位的任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学习很自觉，就让你自主决定一些事。如果给了你自主权你用得很好，可以给你更大的一些。

举个例子，我们要求她“今日事今日毕”，她做到了，那么她是一放学就写作业，还是先看一个很喜欢的动画片，或是一本刚买到很喜欢的课外书，晚饭后再写都可以。我推荐她看的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世界名著的缩写本她都看了，我就允许她看一些秦文君系列的小说，因为有些事情不是直接体验的，她从书中看到她这个年龄孩子的生活是可以丰富多彩的。

新民周刊：这和蔡美儿对孩子包办一切的态度大相径庭。

常智韬：对，书里边孩子对硬性规定经常有强烈反弹，孩子爸爸，她婆婆，老师包括她自己会来缓冲。给孩子自主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孩子的自信心、被信任感、被欣赏感增强，她觉得自己是被爸爸妈妈信任的，所以对自己也会有要求，而且自己是能处理好一些事情的，能担当的，所以也会自信。自信的孩子自立要求也更强，要争取更大的自主权，就会要求自己做到更好。这个阶段是有游戏规则的，但不是清规戒律。

按照孩子的游戏规则出牌

新民周刊：蔡美儿做主让她的两个女儿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听说常帅自幼学习舞蹈，这是您的选择？

常智韬：她学舞蹈是自己选择的。我们当初只是想培养孩子一些兴趣爱好，因为独生子女去参与一些集体活动对她学会与人相处有好处，要跟自己惰性和挫折抗争。她第一次去学二胡，过了几天回来说，二胡拉着不好看，想学小提琴，就和书里的露露一样，但小提琴很大很长，孩子手伸直很僵硬，而且一开始拉单音像锅铲炒菜一样很难听，她觉得太枯燥，又不学了。当时想是不是要逼一下，不过最后还是让她自己决定，她就学了跳舞。跳舞很辛苦，要练基本功，每次回来说腿疼，我们说那你不学了吧，但她还是要学，中间吃了很多苦。每周要去三四次，一练就是两个小时，孩子坐公交车去少年宫，有时在公交车上抱着杆子就睡着了。高二出国交流时她也参加舞蹈社团，现在在美国上学，每周跳三次现代舞。孩子对自己选择的东西会非常坚持。

新民周刊：虎妈那个逆反期的小女儿不管妈妈说什么都对着干，甚至为了不吃鱼子酱在餐厅里和妈妈大吵大闹，您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

常智韬：高中阶段孩子进入了逆反期，我们和孩子的沟通遇到很大障碍，这时要按照孩子的游戏规则出牌。孩子有种倾向，不愿意跟家长交流，觉得你未必了解我的所思所想，孩子自主意识增加，要按着你们所要求的去做，她就有一种冷战、软抗拒、非暴力不合作。你说什么她也在听，但你很难知道她听不听得进去。

每个家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饭桌上是和孩子交流的最好机会，父母惜时如金说个不停问个不停，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孩子像逃避一样，两口吃完饭就去自己房间。父母有无尽爱心，无限能量，没有沟通桥梁也白费。

这时要有意识跟孩子共同成长，比如和她一起去听柏林交响乐团音乐会，不过她看“五月天”、艾薇儿的演唱会就恕不奉陪了。为了找共同话题，我经常拿时尚杂志给她看，陪她去买衣服，这个时候她最愿意和你在一起，她也会听听爸爸的意见，该怎么搭配，这也是一种感情交流。

新民周刊：蔡美儿说，在西方顺从是和狗还有等级森严联系在一起，在东方是一种美德，您要求女儿绝对顺从父母吗？遇到分歧怎么解决？

常智韬：我女儿从小在一个比较民主的氛围中长大。常帅高二时面临是否去美国交流一年的选择，如果她去交流，基本就意味着放弃高考，申请美国的大学。我本来建议她大学还是选择在内地或香港读，本科毕业再出国留学，但她跟我谈了一次，“中国大学进去了轻松，但学不到什么，高三一年把做过的题目几十遍重复，高考有什么意义？你不让我去就是不信任我。我选择去交流，就有信心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她还找了一个早一年去美国交流的学生跟我们吃饭，给我们介绍交流生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那个小姑娘去美国一年语言能力得到很大提高，美国学校社会实践很丰富，还参加“青年领袖峰会”、“模拟联合国”等活动，赖斯等名人还专门和中学生交流等，这些都让孩子眼界变得开阔。我们也就被“事实”说服了。

TIME报道虎妈。

“虎妈”背后的大文化

蔡美儿的书以及所谓“虎妈”式教育，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去理解。无论是批评还是欣赏，直接将其等同于中国国内的家庭教育方式，会造成很多误解。

“虎妈”是谁？

她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是一位地道的“美国妈妈”，但她那张中国面孔和圈养式的教育却令美国人给她贴上了“中国妈妈”的标签。中国人觉得蔡美儿不靠谱，因为她不知道孔夫子庙门往哪儿开就敢谈“东方教育”，就像用火鸡去熬香菇鸡汤，不是那个味儿；美国人不待见她，知名主持人在电视上和她互掐，因为看不惯她喝了这么多年洋牛奶，居然还会对不肯练琴的孩子“动粗”。

似乎最应该理解“虎妈”的群体，就是生活在美国的华裔。他们见过每天在花园里捉蝴蝶的美国孩子，偶尔怀疑知识会不会像蝴蝶一样飞到孩子脑子里，他们也听祖辈讲起“囊萤映雪”，知道中国满大街钢琴十级的孩子是怎么教出来的。可事实上，美国华人对虎妈也褒贬不一，指摘声不绝于耳，而深谙中美文化差异、处于精英阶层的旅美学者又是如何看待“虎妈”的？对此，《新民周刊》对美国塔夫茨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兼中文部主任钟雪萍进行了越洋采访。

“虎妈”=“中国妈妈”？

新民周刊：“虎妈”蔡美儿的两个女儿都在音乐上出类拔萃，但她的中国式教育方式受到很多西方读者的抨击，“虎妈”的经历是不是说明中国教育比美国教育更有效？

钟雪萍：首先，蔡美儿的书，及其在美国网络上引起的激烈反应，本质上并不是中美教育孰好孰差的问题。《华尔街时报》上的选载似乎刻意摘选了极端内容。蔡说明她的“中国母亲”特指美国社会里的华裔，泛指那些东亚和其他她认为比较重视教育的少数族裔。问题是，《华尔街时报》的摘选，配上了“为什么中国妈妈更厉害？”(Why are Chinese Mothers Superior?)的题目，“中国母亲”用了复数，便有泛指所有中国人的意思；紧跟着就是英文的 “superior”，意为更好，更高一筹。似乎表示“中国”(的母亲)比“西方”(的母亲)要好。刺激了很多美国人。这种媒体炒作，不但有商业效应—— 蔡美儿的书立刻成为畅销书，亦反映了当下美国社会内部本身的焦虑，以及对“中国”的复杂心态。据说，《华尔街时报》网站上一篇文章的跟帖超过7000多人次，这还是第一次。

我个人的基本看法是，根据蔡美儿的书作中美教育比较，不合适。很难抽象说“中式教育”和“西式教育”有什么根本冲突。华裔家长身处和直面美国主流文化，文化差异会直接出现在作为家长的他们和受美国主流文化影响的孩子之间，所谓中式西式差异便会产生紧张甚至冲突。

新民周刊：虎妈育儿法是否代表了美国华裔家长普遍教育方式？在美国的中国人是怎么看的？

钟雪萍：蔡美儿列举她“中国式”教育的具体内容，除了各种“不准”以外，还骂女儿“垃圾”。尽管任何社会都会有人用极其难听的话，骂自己的孩子，但很少有人会如此自曝于众。不过华裔家长比较严格，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是挺普遍的。网上一些出自华裔青年的跟帖，说自己最恨的就是父母管得太严、太多，所以讨厌所谓虎妈育儿法。大多数在美华人对这位“虎妈”育儿法背后的东西，会有一种熟悉感，但蔡美儿的做法太极端，不代表华裔家长的普遍方式。

新民周刊：蔡美儿本身是移民二代，她的成长中也受到父母的严格要求。一个移民家庭从抵埠到融入主流社会，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移民家庭教育子女是否比一般美国家庭更严格？

钟雪萍：确实，移民家庭往往有生存压力，严格要求子女，既有文化原因，也有社会和经济原因。从移民史看，华人移民中有贫富之分，阶层之分，有的第一代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穷人，有的第一代是大学毕业到美国读研，有的是非法移民，等等。华人“融入主流”还是个学术话题。不少学者曾撰文讨论，为什么一百多年前作为劳工来美国的华人，至今经常还会被人当作“外国人”。自1882年通过禁止华人入境的法案，美国国会直到1943年才废除此法。

最近二三十年来，华裔在美国被称作“模范少数族裔”，主要因为华人似乎更重视子女教育，他们的子女中，往往学习成绩相对比较好，能上好大学，能找到收入高、相对稳定的工作。不过，正如蔡美儿所说，其实很多其他族裔，也重视教育，也有对子女以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方式进行教育的倾向。

美国作为移民社会，总有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不同族裔“原文化”的影响，其中有顺应主流的，有抵制主流的，也有两者兼具的。蔡美儿的书以及所谓“虎妈”式教育，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去理解。无论是批评还是欣赏，直接将其等同于中国国内的家庭教育方式，会造成很多误解。《华尔街时报》网站上的激烈反应，折射出的是美国人的焦虑，是对中国的负面认识。不少美国人直接把蔡美儿的极端做法等同于“中国人”，等同于“中国”，进而强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面对消费文化的对策

新民周刊：《虎妈战歌》中写道，西方家长很注重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善于鼓励孩子任何微小的进步，而东方家长很少在公开场合表扬孩子，认为维护孩子自尊心最好的方式是督促他们努力勤奋，在技艺上获得提高，来赢得别人的肯定，孩子将来也会感谢父母。您认为哪一种更正确？

钟雪萍：很难做这道选择题。因为她说得太简单。我不认为这里有“正确”与否之分。两者都可能走过头，事实上也都有走过头的。对孩子自尊心应有的尊重，不一定就要鼓励任何微小的进步(过分表扬，过分担心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亦可能导致孩子接受不了挫折)；对孩子严格，也不一定不公开表扬。用心的家长，会根据自己孩子的性格选择合适的方式。

不过，有必要把问题说开一点。

美国60年代出现“反文化”潮流。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作为这一反叛潮流主体的“婴儿潮”一代(1946-1965年期间出生)，伴随着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形成，以及消费资本主义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形成，从“反潮流”走向主流，对美国文化在诸多方面的变化影响很大。其中之一，就是家长与孩子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育儿的理念和方式更“自由化”，并逐渐成为主流。既有你所说的注重保护孩子的自尊心，鼓励孩子任何微小的进步，也提倡尊重孩子的个性，鼓励独立性。这些理念来自“自由派”的理想主义。抽象而言，“自由”、“个性”、“自尊心”固然重要，但是，现实中这些并不保证孩子同时又能学习好。理想主义在实践中往往会走样，尤其是当社会本身面对的问题发生变化时。

在以消费文化为主流的社会里，所有人面对的是一个从小就充满不同诱惑的物质世界。面对这些诱惑如果没有成人应有的干涉，对很多涉世浅、但又自觉了不起的孩子来说(很多时候，孩子会利用“权利”、“自由”的话语为自己的欲望服务)，很难做出最终对自己有利的判断。蔡美儿代表了一种成人介入的方式，但属于极端。

我想，大多数华裔家长介于中间，既比较重视教育，也顺应美国主流文化(有些是相信它，有些则出于无奈)。事实上，很多华人的孩子，常跟自己父母的教育方式发生冲突，因为他们更愿意接受主流文化提倡的自由、个性和权利。不过，当这些孩子最终在社会上取得一份比较好的工作时，似乎都比较感谢父母当初的严格要求。

这种感谢即有其深层的文化逻辑，更有其政治经济逻辑。在政治和文化重心越来越向资本倾斜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被严重剥夺，社会经济地位下滑，文化上受歧视。这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传统便显出与资本接轨的逻辑：读书有用，因为那是得到“黄金屋”的资本。但不下点功夫，光靠“自由”、“个性”和“自尊心”，知识无法自然而然跑到孩子们的脑袋里。所谓“虎妈育儿”以及对它的激烈反应，显现出的就是这个悖论。

新民周刊：从书中看来，西方父母更尊重孩子的意见，蔡美儿的丈夫杰德小时候放弃了学习小提琴，因为父母把选择权交给他。但中方父母认为，孩子在形成独立人格前，不能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通常会好逸恶劳，父母应该帮其做选择，这对孩子的未来更有好处。现实是如此吗？

钟雪萍：我的学生里，有很多非华裔的美国白人，他们中受父母影响选择专业的大有人在。同时，不少华裔学生，一开始确实按照父母的愿望选择专业，最多的是读生物专业，准备本科毕业考医学院。但因为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学医，于是改专业的，也大有人在。

事实上，最近一二十年来，不管族裔背景如何，很多美国中上阶级的家长越来越包办孩子的事情，尤其是与教育有关的事。最近在美国一些大学、中学和其他场所，相继放映一部题为Racing to Nowhere(《方向不明的竞跑》)的有关教育的纪录片，记录中上层阶级的孩子们，在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压力下，感到心力不支。

新民周刊：蔡美儿要求女儿坚持不懈练习琴艺，被视为中式教育的特征；而《财富》杂志记者杰夫·科尔文也撰写过《哪来的天才》一书， 指出天才都是通过勤奋练习而来。美国主流价值观似乎并不排斥勤奋练习。

钟雪萍：美国主流价值观里当然不排斥勤奋练习。实用主义是美国主流的文化资源之一。提倡勤奋学习与实用主义紧密相连。跟中国传统的“书中自有黄金屋”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即使如此，孩子们往往受主流文化里其他东西的影响更大，比如反智主义，比如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比如把个人欲望混同于个性，比如明星崇拜，比如拜金主义，等等等等。主流文化中大量自相矛盾的东西，全都在孩子们身上体现出来。蔡美儿的“育儿法”反映的就是家长对主流文化的焦虑。

谁动了孩子的创造力？

新民周刊：一些中学时期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在国内成绩平平，但在国外学校却受到肯定，为何“差生”更适应国外的教育？

钟雪萍：这很简单：“差”只能相对而言。中国的“差生”到了美国，往往跟这里的“好”学生在某些(比如数学)知识方面处在同等水平上，甚至更好。这说明中国中小学教给学生的知识量，比美国同等年级的往往多得多。美国中小学很多老师跟不少家长一样，以表扬为主，确实会对任何微小的进步加以鼓励，这会让中国来的“差生”大受鼓舞。美国大多数中小学作业较少，也符合包括“差生”在内任何孩子的口味。很多“差生”不是不聪明，可能确实不适应中国的应试教育。美国中小学教育相对压力小，又能经常受表扬(因为中国的“差生”其实已经受益于在中国学到的知识)，适应就应该是一定的了。但是，那些“差生”是否能真正学到很多东西，则当另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呆久了的孩子无法再回中国读书，因为，除了习惯不同，无法再适应以外，就知识量而言，也跟不上了。

新民周刊：奥巴马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评价蔡美儿的教育方法时指出，创造性是一种更宝贵的财富，是教育者和父母应该强调的。有一种说法，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是因为中国大学教育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但也有人认为，学生的创造力在进入大学以前就被基础教育消磨殆尽，大学教育也无能为力。您认为究竟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出了问题？

钟雪萍：问题可能既在初等教育也在高等教育。《论语》里有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想孔老先生早就明白，学与思两者必须兼有。中国学生，知识往往比美国学生多得多，可是思考的培养太少。美国学生往往还不知道多少，就有一大堆想法，于是经常谬误百出。

如今一提创造性，立刻联想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已然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稻草人。中国教育问题要反思，这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不应纠结在稻草人层面上，更不应“言必称希腊”。我想中国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不但爱学习，也爱思考。除了教育体制外，关键在于老师们，做什么样的表率，是否同样爱学习，同样爱思考。另外，必须重视整体性教育理念和水平的提高，重视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

中国的高考一直呈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

PISA启示录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总是以比老师更严厉的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在孩子面前。如果能蹲下身来跟孩子一起成长，或许对双方都有益。

这两天，网上流行个段子，叫《别人家孩子》：从小我就有个宿敌叫“别人家孩子”，这个别人家孩子从来不玩游戏，从来不聊QQ，天天就知道学习，长得好看，又听话，回回年级第一，考清华，望北大，能考硕士博士圣斗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甚至会刀枪剑戟……

这话明显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儿里，老是激动地表示深受“别人家孩子”之苦。可见，中国的母亲爱攀比，主要在孩子的成绩方面。又可见，中国的母亲有多焦虑，尤其是在孩子升学考试的时候。于是，打从孩子在娘胎里起，很多母亲就开始了比赛，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跑过家隔壁的，跑过同班同校的，最好有天跑到世界前头。

不久前，在一个叫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的国际测试中，咱们自己家的孩子倒是大大地给长脸了：上海学生在最新的测试中以大比分优势名列榜首！

PIS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0年推出的成员国合作项目，每三年一次分别对15岁义务教育末期学生进行阅读、数学、科学水平的评估，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项目之一。前三届的PISA冠军纪录都由北欧国家芬兰保持。

2009年4月，上海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代表全市各类中学约10万名15岁在校生，参加了由65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的第四届PISA测试，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参加(之前，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先后参加了PISA)。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上海学生的好成绩不但让国际震惊，连国内的教育者都没有料到。这更让一些西方国家敏感：如果说经济增长是眼前的，那么教育就是影响未来的。美国《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及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撰文称：对美国的战略挑战并非中国的隐形战机，而是中国公众改进教育体系的决心，以及向外部世界学习的激情。(在2009年PISA测试中，美国学生的阅读、科学、数学排名分别为第15、第23和第31。)克里斯托夫还说，在他所到过的中国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小村庄，那里农家子弟的数学水平，都比纽约最好的公立学校的孩子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可见中国的数学教育达到了一个多么高的水平。他认为儒学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已深深地浸润于中华文化，由此才衍生了中国学校体系的最伟大的力量。

面对一些国内媒体的夸大其词和境外媒体的“威胁论”，上海教育界的心态倒是比较坦然。在去年12月8日召开的上海PISA结果情况介绍会上，PISA中国上海项目组组长张民选强调：“上海并不代表中国，我们要理性地看待结果，不要因为有一点成绩就大喜过望，也不要因为有一些不足就觉得不可救药。”

母亲是更严厉的老师

“拿到第一并不是最有价值的，可贵的是测试背后海量数据所传达的信息。”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俞可指出，上海学生在PISA中获得全优成绩，吸引了世界目光，对国外研究学者来说，这是初探了中国基础教育的水深。但关起门来，我们也要反观自身，找出问题。

以阅读素养分析为例，上海学生在概括段落大意上已经训练有素，但汲取大量信息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习惯由老师提供现成材料；另外，在阅读图表、清单等非连续性文本上表现相对薄弱；而在策略学习运用中，上海学生的自我调控策略低于OECD平均值，说明学生还不善于自己选择、判读、反思阅读材料的重点、难点，自助学习能力还不够。

另一方面，PISA数据显示，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报告的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校内外上课时间总量位于第12位。那为什么中国学生普遍觉得课业负担偏重？“设计测试方案的专家没有将家庭因素考虑进去——在中国，家庭是一所更严酷的学校，母亲是一位更严厉的老师。”俞可说。2009年出炉的《闵行区小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调查报告》对课业负担重的原因分析表明，有22.79%的学生视老师布置的作业数量多、难度大；78.21%的学生指出，课业负担重的原因主要在于父母经常加码。有一所上海学校曾经搞过一项快乐指数调查，样本数虽然不大，结果却很有意思：小学生在学校的幸福指数远远超过在家庭的幸福指数。“现在没有了小升初的考试，压力都转嫁到初中，学校庆幸可以把素质教育搞得有声有色，但学生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因为负担从体系内转到了体系外。”

俞可说，在虎妈事件出来之前一年，国外网上就流传这么一个帖子，大意是在美国高中，“中国妈妈”成为一个贬义词，因为她们爱攀比学习成绩。“这种中国母亲特有的焦虑是隐含在中国文化基因当中的，比如古有孟母三迁。”现在美国媒体大炒虎妈，一方面是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似乎在安慰美国爸妈：中国父母是这样培养子女的，你们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取第一名？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总是以比老师更严厉的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在孩子面前。如果能蹲下身来跟孩子一起成长，或许对双方都有益。”目前国内一些母亲也开始学习西方母亲那套相对开明的教育方式，比如有位“番茄妈妈”，坚决不给孩子早教、不让孩子读奥数，不择名校……不过在目前阶段，“番茄妈妈”还是属于另类，最终还是要被整个文化环境所裹挟、随大流，除非拥有特殊的社会资本。

办特色学校，而不是精英学校

中国母亲的概念中，“重点学校”是个非常有分量的词。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分到一杯羹，给孩子择校是门技术活。

我们的择校标准是选最好的，而不少西方国家的择校概念是选有特色的，符合自己的个性的。“我认为，应该像发达国家学习怎样办特色学校，而不是一味追求办精英学校。”俞可说，上海市教委最近责成上海市中小学校长制定课程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很多校长为此动足脑筋，但是，“从校长们最初草拟的方案中，看不出学校的特色，而我们从旁观者角度，发现其实很多学校亮点不少，为什么不把这些亮点放大，发展为自己的特色呢？”

记者去年在芬兰访问期间了解到，他们没有所谓的“重点学校”、“普通学校”之分。那么为何这个人口数量约535万的小国家能屡屡摘得PISA第一呢？芬兰人历来重视教育，平均学习时间比许多国家长，推崇学习知识和技能。学校与学校之间不会做无谓的竞赛和排名，同校之内也没有“好班”和“差班”之分，不标榜精英培养，强调的是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整体全面发展。所有评估与考试都是为了让学生知道如何自我改进，而不是为了互相比拼。芬兰教育部国际教育交流署(CIMO)联络官员唐克摩(Juha-Pekka Tahkamaa)接受本刊采访说，芬兰学校和家长之间会经常互动，一起找出让孩子趣味学习的方法。学校老师可以自由设计教学大纲和教育模式，这样不仅能激发老师的教学能力，还能迎合学生的需求。

“有许多人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考试有指挥棒，尤其是高考。我觉得问题不在于高考，而是在于人才评价的单一化，我们只有一个高考；如果对于人才采取多元评价的方式，或许能使中国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境。”俞可表示。

以芬兰为例，高等教育学校分为三类：一类是职业学校，相当于我们的中专再高一些；一类是比较专业的应用性大学，拿的也是本科学位，不过技术性和应用性都比较强；第三类是综合性大学，基础研究更多一些。学生在择校时就会想清楚，喜欢做学术的人才去综合性大学，如果只是想找工作就会去其他两类学校。大学的选择不代表成绩好坏或者是否聪明，只代表职业倾向性。或许这也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一个启示，特别是，名校不是独木桥，做一个独立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