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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精神(续)

3已有 1080 次阅读  2019-09-19 21:13

共产主义是一个乌托邦,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世界仅存的几个共产党国家是: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都是凄凄惨惨,中国未必那么凄惨,但是吃尽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之后,也基本上是败絮其中。共产党如此疯狂吃掉土地和人口红利,正说明它迫不及待假公济私。土地,共产党全权支配,成为高价盘剥人民的工具。人口,把农民作为低端牲口使用,在富士康做工人,大量加班才勉强挣三千元一个月,出口苹果电子产品让苹果赚得巨额赢利,给中国造成巨量贸易顺差然而中国实际所得有限,还被贸易制裁。是共产党极端自私鼠目寸光想快速崛起的恶果,共产党就是喜欢大跃进,喜欢以“成果”证明制度优越,证明共产党伟大。


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是贪婪自私的。这是生物进化的结果,食物资源总是有限的,必须自私和争斗才能活下来。假如食物资源过多,实现了“共产主义”,人们仍然会生更多的孩子,像昆虫一样,若干代以后,资源就会被消耗得不足以支撑庞大人口,“共产主义”就随之破灭了。


生命,性命,是社会本质性的东西,人类的一切欲望都是生和性的延伸。也许可以说这是人的原罪。所以当权者通常要求别人讲道德来限制人的欲望,但是他们自己很逍遥,毛泽东刘少奇叶剑英们就是娶一个离一个,加上沾花惹草,不知最后总共有多少个老婆小妾,儿女也多。自古以来中国的上层社会就是极端虚伪的。南宋理学家朱熹就是中国书呆子虚伪的代表,他认为儒家思想精髓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关于朱熹的不堪,有各种传说,但是无以考证真伪,在此不必详述。但是,显然,在一个没落的世道,还要灭人欲,也够荒唐。未几,元灭南宋,灭民无数,人欲焉存?


人的欲望既然是与生俱来的,是进化的结果,因此是合理的,或者说人欲就是天理。灭本族人的欲望,也就是灭本族的活力和战斗力,没欲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中国两千多年来人民就被统治者压抑着,苟且偷安,缺乏战斗力,遇到强敌便屡战屡败。相对于中国,别的国家对本国人的欲望和精神压抑要小得多。


当然,现代社会也不允许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因此需要法治精神。共产党没有法治精神,法只是被当做工具压制人民。独裁者自己却可以欲望膨胀,想改宪法就迫使“代表”同意修改,想定于一尊也恬不知耻广而告之。


总之,人是自私的,人是有欲望的,这是天理,永远不会改变,因此共产主义是无法实现的。共产党高举共产主义大旗便是一种欺骗。怕人识破骗局便压制人民。共产主义学说造成的祸害,秦晖解释得很好:

秦晖认为,共产主义是争议性很大的学说,支持者强调其正义性和正确性,反对者则批评它是乌托邦从而造成了20世纪的灾难因此是邪恶的。不妨先假定共产主义就是乌托邦。“乌托邦”无非是不能实现之事,并不等于灾难和极权主义。“乌托邦”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把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强加于别人的身上,是极权主义的做法;不允许别人有乌托邦理想,也是极权主义的做法;前者造成红色恐怖,后者造成白色恐怖。不论是以“共产主义者”自居的亲苏分子,还是反共主义者,都只顾及了自己的意志而无视了他人的自由。



讲人的欲望,自然谈到朱熹。说他虚伪,是我以前的印象。记得读过文章,说他跟别人争妓女如何。我现在自己写文章,不能轻易相信这种故事。这事太久远,难以断定真伪。现在看到介绍,关于妓女的事,大概是说明代小说《二刻拍案惊奇》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篇,称宋淳熙壬寅(1182年),朱熹于七月十九日至九月,先后六次给宋孝宗皇帝上奏状,弹劾唐仲友,且逮捕官妓严蕊,试图屈打成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严蕊宁死不从,并道:“虽然身为贱妓,有太守有滥,罪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诬士大夫!”后来,事件闹到皇帝耳里,认为是“秀才争闲气”,吏部尚书郑丙亦称朱熹“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将朱熹调任,此案转由岳飞之子岳商卿处理,严蕊无罪开释,除籍从良。今人多对此故事存疑。
既然是小说,因此这个故事算是虚构。
可是,朱熹认为儒家思想精髓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虽然客观理解了儒家思想,但是却可以说明儒家思想是虚伪的。说得不好听一点,孔子孟子这样的儒生的思想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就如同阉人希望别人计划生育一样。就算他们是真诚的希望贵族统治者不要欲望膨胀,但是客观现实是,贵族的欲望从不因为儒家思想而改变。
朱熹自己考取功名,也是他那个时代普通人所能实现的最高梦想。但是晚年还是有些不幸,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之,谓其能齐家,可乎?” 庆元四年(1198年)其学说被视为“伪学”,遭到禁止,规定凡是“伪学”中人,一律不能做官。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比争妓女更能说明朱熹很虚伪吧。至于他的学说,本来就是迂腐之论,人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学说自然难逃厄运。
朱熹作为汉代董仲舒之后的另一个大儒家,其实主要都是解释前人的思想。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没有进化,是董仲舒汉武帝提倡独尊儒家的结果?应该是吧。董仲舒的解释越解越糊涂。朱熹看上去好一点。他们两个都是迷信家,迷信阴阳鬼神之类,也迷信圣人。朱熹对现实的看法可能还算比较切合实际。中国人很为朱熹而骄傲,称他和王阳明为理学家。这个有意思,他们是中国人,尽管是唯心论者,也是好的。黑格尔是唯心论者,但是为了抬高马克思,中国就喜欢贬低黑格尔。
以前看到对朱熹的吹捧,但是不知他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浅浅了解一下。别人对朱熹的思想如此介绍:
朱熹建立唯心论的“理气二元论”,其中“理”是自然运作的法则,“气”是万物构成的要素,“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朱熹从程伊川(即程颐)对理的说明而肯定“性即理”的理论,“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人性来自天命,朱熹以为天命是自然的天理,人依天理,生而有此人性。朱子认为人类是宇宙万物中最优秀存在,具备了最精萃的“理”。在朱学中把理称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性”,更正确的说法是“本然之性”。人性乃是天地之理赋于人,在天原间称为理,人所禀受的理称为性,人类虽是万物之灵,却与宇宙万物相同,其形体皆由“气”构成,在感情和欲望的驱使下完全不能自由。受制于“气”的性质即是“气质之性”。人类与全身皆“本然之性”的圣人不同,并非是天生的性“善”。
我认为,董仲舒和朱熹都力求解释儒家思想,结果走火入魔,越解释越让人糊涂。中国人就被这些糊里糊涂的儒家思想及其解释坑害了两千多年。
朱熹的这些概念,理,气,性,在那个时代根本就是说不清楚的事。他的其他东西,应该也是晦涩不明。比如说王阳明(王守仁)就“格物致知”而格病。弘治二年(1489年),王守仁十八岁时,与夫人诸氏从南昌返回余姚,船过广信,王守仁拜谒娄谅。娄谅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一草一木皆具至理,这个不错,但是现代人都无法明白其至理,更何况古代人?

如果说“存天理灭人欲”是一种虚伪的理念,那么朱熹的治学理念也是华而不实的格言。什么格物致知,说得好像在理,但是实际上不可行,并且程朱理学就是一笔唯心主义糊涂账。这里引用网上的介绍:“程颐认为,理就是天,它赋予人即为性。其性存于人而有形者即为心。程颐、朱熹的‘性即理’说认为,性本于理,而理又是纯粹至善的道德标准,故性无有不善,它的具体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这就把封建道德提高到天理、天道的高度,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  所以他们眼中的性和理看上去都是抽象精神。事实上,中国人从孔孟时代之后的两千多年都在集中探讨这些所谓的至理,导致文化黑暗。我认为孔子的道德论其实很简单,就是远古时期的什么三皇五帝都是道德君子,所以所有的君主都应该讲道德。可是后来的儒家越解释越糊涂越复杂越给人民戴上道德枷锁。
今天我们时常会接触到理性这样的概念,但是跟朱熹理学概念大不一样。我们说理性,讲的是尊重事实,尊重客观实际。就过去两百多年中国历史而言,中国人缺乏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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